我大一的时候有门课，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让我们讨论。为了正当目的而使用的非正当手段（非贬义，中性）是可以的吗？那不正当手段（贬义）呢？ 　　 这个讨论来自孔子的意见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第二》）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“枉尺直寻”之说（大意是暂时委曲，以求得更大的正道） 　　 无独有偶，道教教义有过这样一个讨论，利用别人的情绪来传教（道教认为是给予他正确的东西），这种行为值得去做吗？这来自《周易·上经·观卦第二十》的彖辞“圣人以神道设教”。 　　 道教的讨论结果是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“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无名之朴，亦将不欲，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”（《老子·三十七章》） 　　 也就是说“自然生长的欲望发作时，我就用道的真朴来安定它，这样就不会生起过度的欲望，这样就归于宁静，天下就复归安定。”（陈鼓应，《老子今译今注》译文有修改） 　　 即利用情绪或者其他人的欲望以实现正当（至少是自视正当）的目的，很可能达不到本来的目的。现在流传较多的“道系青年”就属于这种讨论之后的结果——镇我以无名之朴，予人以无为之治。 　　 回到课堂上的讨论，正当、非正当、不正当的手段都仅仅是手段，它们之所以被使用，完全是因为实现目的的需求。那么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所谓正当的目的呢？习惯和道德上，我们认为按作用排，正当手段>非正当>不正当。背道而驰、南辕北辙就是描述手段效果和目的的不一致。 　　 我个人基本上把所有人都当作好人，这是他们一切行为的目的。但我并不以为他们一切行为的结果都是好的。这种结果与目的的差异越大，我狭隘地认为该行为的主体就越蠢。苏格拉底的名言是“美德即知识”（或言，德性arete即知识），当一件事的结果不是好的，那么要么是观察者的评判有问题，要么是行为者的知识有问题。如果蠢的侮辱性较强，我愿意换成无知。 　　 对于个人的好坏和对集体的是非，以上我讨论的是“非蠢即坏”的否定——坏人只是无知，于是我走向了性善论。那么问题是，好和坏究竟是在什么标准下得出的，它们的尺度是什么？它们的尺度是个人。好人是我认识里的好人，“好心办坏事”并不意味着此项行为的主体是好人，恰恰相反，该主体属于具有挣脱无知冲动但能力不足的一员。坏人是我认识里的坏人，造成我利益损失的人。所有个体的价值判断叠加起来，就是“是”与“非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选择利己（表现为利群）的“是”；所有不够利群的，都是“非”。 　　 说了这么多废话，回答了课堂上的讨论，又说了一堆关于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人，我其实在反复坚定一个信念“正道直行”，正当手段能够实现正当目的，而用非正当手段和不正当手段来实现所谓正当目的的，只是无知。